事有凑巧，从福建师范到永安师范同事8年的吴秋山先生，一别33年多，没有再见过面，也没有通过讯，忽从漳州来信说他虽然已经退休，却仍在教书，并著作，兼编杂志《水仙花》，叫我写点稿子去凑热闹，而且邮赠给了我两颗圆圆的水仙花的块根。我为他老而益壮的精神所感动，为着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老人犹有壮年志”，以为我辈文化工作者固当如此，该有所以应命，勉强草就了篇《水仙花》寄去。稿未发表，就有好些同学，也多半是久不通讯了的，也要我写些稿子去凑所编刊物的热闹。40年前的青年学生，现在有的已经做了外婆，有的已被叫作爷爷，许多已在大专院校任教，而且编辑文艺刊物，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这是很可喜的。这样突然接到许多同学的来信，使我欣慰；同时，却也使我感到为难。我已82足岁，患严重的老年性白内障和视神经衰退，左眼瞎了3年，夏间开刀，亮了，但还没有配好眼镜，看不清楚，仍然靠只有0.1视力的右眼。而且几年来，友好们由劝勉而督促我集中精力，专写鲁迅先生在北京时期的回忆录，因为了解些他当时情况的人即将死光。这是我所义不容辞的。我为《水仙花》杂志决定写《水仙花》以前，考虑再三，当初以为这和鲁迅先生无关。但一回想到我初到福州乌石山的情形，杨骚与郁达夫同在省府公报室里做事，杨是漳州人，同我谈起过漳州特产的水仙花。他和鲁迅先生有着双重的关系，间接的关系还是发生在鲁迅先生还在北京的时候，这就使我动笔写了《水仙花》，虽然终于不能够详细写清楚。
最近永安县文化局也来信叫我写稿子，说是我在永安八年半，在那里度过抗日战争时期，应该写点回忆录。这自然也是我应该做的。但我对于有些应该做的事已经力不从心，这又使我感到为难。仔细一想，却也决定写稿应命了。我觉得写这种回忆录，不但于鲁迅先生不无关系，而且实在是很有关系的。首先，我被反动派关在杭州的军人监狱里，如果没有鲁迅先生的营救，在“宁可错杀一百（千），不可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我难免“寿终牢寝”，那就根本不能到福建。在由福建师范到永安师范的整整9年中，历经5个校长：姜、黄和三王。我和同事们、同学们和大湖的邻居们相处“乐欢然”，私自以为多方面地受了鲁迅先生影响的结果。本文标题，是由福州内迁永安，停留在南平的船上时想到的。1931年“九·一八”开始，日本军阀从东北武装侵略我国，蒋帮反动政府只知反共，采取不抵抗政策，次年发生沪战，演成了“一·二八”惨案。到1938年“八·一三”，侵略军向我国沿海各省全面进犯；我乘坐过的一只三北公司的轮船已被炸沉在闽江口，作为封锁的障碍物。福建省政府决定内迁到永安，福建师范的师生员工做先遣队。这是省内唯一高中程度的师范学校，雇了许多条船，逆水而上到南平，才知道去永安要先到沙县，山高路陡，相当远，在福州生活习惯了的人难以步行到达。人多，调集的几辆汽车远远不够，只好分作多批运输，大批的人在船上等候。那时候，由于山高路陡，而且路面高高低低，很不平稳，车子颠簸得厉害，连体育科的女同学，颜面晒得黑紫紫的，一个个地也都呕吐了。有些年轻的同学听了这消息就面现惧色，却也有些同学是这样说的：“这样崇山峻岭的地方，即使福州沦陷，日本侵略军也是不敢进来的罢！”
“即使敢来犯，”教官一脚踏着装着枪弹的木箱说，“我们也用不着害怕，我们带着许多枪杆来，这不是子弹箱么？”“且不说日本侵略军敢不敢进来了，”一位熟悉闽西、闽北情况的职员插嘴，“永安，为什么叫永安的呢？原来这地方是很不平安的。在苛政猛于虎的年头，绿林中就出好汉，自然并非个个都是真正的好汉。总之民不聊生，社会上就不得安宁。大家希望安定，希望永远安定，这才定名为永安县的。又有枪杆又有子弹，有备无患总是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带枪杆来，”教官郑重地说，“我们总得自卫！”熟悉闽西闽北情况的职员又说：“如果抗战的时间延长，恐怕大家还得拿锄头杆呢。永安多山地，种油茶油桐以外，粮食以地瓜（番薯）为主，稻谷是很少的，因为水田不多。”
我教语文，是拿笔杆的，但我也扛过枪杆。“九·一八”以后我还在杭州高级中学教书，为着准备抗战，全校师生员工每天黎明就上操场，教职员工和女生编成特别的混合连，由五个教官进行全校的军事训练。其实，我早在第五师范读书的时候，为要洗去“东亚病夫”的耻辱，在特聘拳师教国术以外，枪操也算是重要的一科。拿枪杆我并不感到困难。只是锄头杆，我当时毫无经验。幼时我跟父亲种花，用以掘土的只是一只手拿的小锄头，是说不上垦荒掘地的。可是到了永安，这一点还不即成问题，首先感到困难的是语言不通。要靠中年级以上的小学生做翻译员。当时永安还不容易找到中学生，由于教师认真训练普通话，中年级以上的小学生却大概能讲普通话，也还容易找到，买东西，问路，就都靠他们做翻译员。据说福建的永安和浙江的天台，四川的荣县，由于交通不便的关系，都保存着许多古代的语言。这三个地方我都到过。在荣县买吃了用茉莉花做成的糕点，并没有请人做翻译员，大概因为已在临海教了半年书，游天台山一个星期，也没有感到语言隔膜的困难。初到永安，却实在感到了语言不通的困难的。锅子还叫做“鼎”，真是古色古香的。其实，语言倒是也有一定规律的，像“知道”叫做“打帝”，前面加个“安”的培头词，“安打帝”就成了“不知道”的意思。当初我为问路和买东西，不知道听到了多少个“安打帝”。因为这样说的时候总是摇摇头的，我才知道因为听不懂我的话而说不知道的。又如说“不要”，叫着“安打”，“要”是“打”。有一次，我送糕饼给一个小孩子吃，他接连大声喊“打！打！打！”显得很高兴，远远他就伸着手来接糕饼。我一时莫名其妙，我请他吃糕饼是好意，为什么他要大喊“打”，而又高兴地伸手来接糕饼？原来永安“要”就是“得”，“得”的发音就是“打”。这后来才了解的事情，这里且不多说。
福建师范师生的人数多，突然内迁到永安城里，新造校舍来不及，只有文庙（孔庙）可以安排一部分人，采取特殊的措施，就是让二、三年级的学生分散到省内各个乡村去做民众工作，宣传抗日救亡。年轻的教师跟着去。留在校本部的一年级学生也组织“晨呼队”，黎明即起，列队唱着歌曲，街头巷尾都走转，促使居民早点起来工作。永安冬季多雾，居民叫瘴气，原有习惯，总要睡到九十点才开门来晒太阳；反正俭朴的生活无须多劳动。溪水流急，连舂米都有水碓可以利用，只要把糙米倒在石臼里，开动水碓，过些时候拿起来，就变成了白米了。留在校本部的一年级学生在做宣传工作中，也劝居民冬季种麦子。高山多旱田，不好多种水稻，种麦子是可以的。以前的永安，地瓜掘起以后，田间空空的，从此冬季，也就可以见到绿莹莹的麦苗了。
过了几个月，消息传来，说是散开在各乡村的二、三年级普通师范生，民众工作做得比较好，一般高中学生，也是二、三年级的，成绩比较差，不但宣传工作展不大开，甚至自己要煮饭吃的米都不容易买到。因为在校学习的功课，以数理化为主，不像师范生学了些社会科学，懂得群众的心理，搞好了关系，受到了欢迎，买米煮饭吃这类事，自然不成问题了。
文庙的房间并不多。大殿权作礼堂，东西厢房做教室，一些偏屋做师生宿舍。除非晚上和雨天，才在教室里上课、自修，晴天，吃了早餐就列队到树林里去，值日生拿着小黑板，教师左臂挟着讲义夹，右手拿着教鞭跟在后面走，粉笔盒子是放在衣袋里的。因陋就简，凡事将就。教学却都很认真，为着救亡，意志坚定，精神是一点都不敢松懈的。到了树林里，把小黑板挂起在高大的松树干上，学生席地而坐，“鸟鸣山更幽”，松涛呼呼，大自然的教室显得格外清静；教师清晰地讲解，学生倾耳静听。
万恶的日本军阀蓄意破坏我国的文化机关。一天，一小队敌机来袭击，文庙——我们的校舍连中七个炸弹。当时我没有课，警报一响，就带着一妻两子跑出城去。警报紧急地响了，幼小的云儿就跑到小土地庙的墙脚边去卧倒，他的阿哥庚儿一看到，连忙过去伏在他的背上，表示他是爱护兄弟的。接着妻也去掩护他们。敌机在空中打圈子，蓬蓬的炸弹爆发声以外，只有嗡嗡的飞机声和嘘嘘的敌机射出来的流弹声。我听着，也就不自主地赶去掩护；四个人叠成一堆，如果中了炸弹，那就一家同归于尽。其实敌机的机关枪弹很长，我的背上并没有铁甲，一弹射到底，也不免是同归于尽的。我觉得背脊上面在发痒。敌机吹着喇叭逃去了，永安城外的山上听说有几尊高射炮，可是不起作用。回到寓所，打开房门一看，大吃一惊：民房没有天花板，本是暗沉沉的室内，已经明亮和在室外一样了——因为靠近文庙屋顶已被震得片瓦无存。校舍既中七弹，再也无法停留。校中当夜紧急会议，决定第二天就迁校到城外大湖去。虽然只有20里，是山路，既不能行船，也还没有通车，幼小的云儿还不能自己走这样的山路。生长在水乡的我，只能在比较平坦路面上抱着孩子走，上坡过岭，就得靠生长在山村的妻了。但都走得油汗满脸。简单的行李，四个人的用品，靠好友董秋芳代请在做书箱的木匠暂时停工给我们挑着一道走。当天在破祠堂屋里过夜，我感到火钳用处的巨大，可以把肮脏的什物钳出去，又可以夹住报纸团当作扫帚用，这样，才得集体睡地面。
当初以为到了农村，买米买青菜就都不成问题，还可以请位女工来帮忙。我上街一转，才知道这三点原都是妄想——街上并没有一家米店，也没有一个菜摊。说是农家各自种田，主要是山田，粮食和蔬菜都自给，以地瓜为主粮。妇女是即使穷困，也宁可在家饿死，决不外出做工的。地瓜是一户人家有几口人就种几千株的。地瓜收获以后，大的刨成丝晒干，以备一年之用；小的单煮做点心。永安出产一种红米，质量不错，只要在半天以前浸米，拌点地瓜丝做成饭是很可口的，只是产量不大。福建师范刚搬到永安时买米还不算困难，做了临时省会以后，省级机关陆续迁来，人口突然大量增加，买米就很成问题。我们搬到大湖以后，为着要买米，大家出动，两个女同学被挤落到溪水里。几次由教官带队到20来里外的河边去背米。米本该由管理粮食的机关供应，但来源太少，不能按时拨给，就打听得哪里有运米的船只经过，就赶到那里去背米。这并不能算作拦劫，却也含点这样的性质。但这只是偶然打听到了消息才可以这样办的。学生多，张着嘴巴天天要吃饭。经济又很困难，不能自己从远处去运得粮米，只好从节约口粮着想。口粮一减再减，终于每人每天只吃4两米，蒸在毛竹筒里，多放水，其实是粥，也不过小半筒。配饭的只是一小撮黄豆，不过20来颗。常言道：宁可全饥，不可半饱。我们的许多同学，都是这样熬过来的。正当青年时期，好活动，体力的消耗量大，同时要长大起来，应该是多吃些食物的，由于日本军阀侵略造成的灾难，却反而少吃食物。李世山同学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那天为着拔牙齿等事，我一家人都到永安城里去，托他看家。回家后妻烧好饭请他一道吃。他说已经吃过晚饭。妻劝他再吃一点，他就端起装得满满的一碗饭，笑着说：“学生的肚子是吃得饱吆？”他是矮矮小小的，一餐不到二两米的饭吃得“老虎舔蝴蝶”，那么高大的人，不是更觉得不够吃的么？几年前有位同学顺道来看我，她已到了退休之年，却仍然是矮矮小小的，使我回想到了大湖挨饿的情形。可是同学们读书认真，生产劳动很起劲，宿舍里内务也做得很好，每周检查一次，我以级任导师参加过这工作。只见双层木板床，上下格被褥都叠得整整齐齐，蚊帐也挂得端端正正，洗涤得干干净净。有个邻省人的同学，她每次考试，一定交头卷，而且一定得到满分。她因家乡沦陷，这才流浪到大湖来求学，真是越加困难越加刻苦用功的。大湖的冬天，固然没有像闽南的暖和，也比闽东冷得多。因为是在高山上。我去查早自修，有时冷风刺骨，但她总是天一亮就到教室用功，穿着黄黄的夹大衣。那不屈不挠的求学精神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一个早已做了外婆的同学，有个小女儿，在永安的一个技术学校里读书，从闽东过去，吃不到海味，嫌清苦。做母亲的告诉了她抗日战争时期在大湖的生活状况，她就安心学习。由此可见，永安师范的同学们刻苦好学的精神，不但借以度过抗战时期的难关，也是可以作为后来青年学习的典范的罢。
为着改善同学们的生活，后来学校里开辟农场，聘请集美农校毕业的杨先生做指导员。首先是垦荒。我以级任导师的关系，跟同学们一道掘地，这就实行拿着锄头参加集体生产，各人开垦一畦，身强力壮的开垦大畦，瘦小的开垦小畦，各听自便，并无争执，我开垦了中畦——因为掘地以外还有照料各个同学的任务。为着多吃，大家嘻嘻哈哈，并不觉得怎样困难。因此，不久以后，蒸饭的毛竹筒里就可以切上几片地瓜，配饭的也就有些炒菜头和青菜了。我们一家的蔬菜问题是早就解决了的，锄头杆也已经拿惯。我寓所的贴邻家是农家，屋旁种满着青菜。当初我去向他家买菜，他们给了我菜不收钱，说是拿去吃就是了，卖是不卖的。我送了些他家所缺少的日常用品，他家就自动按时送青菜来，也送给我们瓮菜（在瓮中腌成的芥菜）。我常代他家写信和算帐，他们又自动划出一畦地让我自己种菜，靠湖边，是便于灌水的。也给了我菜秧，先告诉我种植的方法：掘松泥土以后挖孔洞，施基肥，然后插上16株芥菜秧，再嵌上10株菜头秧。永安的芥菜高过我的半个人，剥一片叶子来，四口之家可以吃两餐。多施肥，轮批剥，16株芥菜是够一个冬季吃的。
暑假、寒假，同学们回家去了。我就照料各畦的作物，灌水施肥。后来同学们全班毕业，分配到各处学校去服务时，合计约有两亩新垦土地，全由我种植。从农场得到秧苗，添种了番茄、法国种的四季豆、花耶和黄秋葵等，既丰富了蔬菜，也有水果可吃了。我又大种地瓜，这可以补充粮食，抽出些米谷来养鸡、养鸭、养鹅和兔子。母鹅是在动物中做母亲最辛苦的一种罢，孵小鹅，要先用嘴夹把自己肚皮上的毛毛都拔去，使肚皮紧贴蛋壳，以便体温传过去。
太平洋战争发生，我想日本军阀可以偷袭美国的舰队，美国全面反击，恐非日本军阀所能抵御，战争不难迅速结束，我快可以回家了。可是旅费呢？一家四口，路远迢迢，这是不能从些微的薪水积储起来着想的。考虑再三，决定养猪。就和要好的邻居商量，他们满口赞成，并且自告奋勇，代我家从远处买得小猪挑回来，一定把猪相挑选得很好的，嘴巴是要团团的，能把饲料吃干净。猪身要长，脚要高。并且劝我同时买两只小猪，互相争食，容易长大，到养得60来斤的时候，饲料不够了，可以卖掉一只，减轻负担。我和妻的衣服穿破了，修修补补，仍然可以穿在身上。小孩子长大起来了，他们的衣服没有长大起来，而且也破了，连拼拼补补的布片也没有。卖掉一只中猪，救了这个急。以后我每年可以养大两只肉猪和两只半大的中猪，大的100多斤，半大的60多斤，生活安定点了。可是问题又产生。永安春季多雨水，有接连42天不停止的时候。但在冬季，干旱的时候多。大湖有七口井，我的寓所后面有一口，但一旱就吊不起水来。最深的一口在师校的厨房边，厨房原是依靠这口井建设的，但争取水的人很多，在那井边排着长队。我日间无法去吊水。我最后养大的一只猪有217斤半重，也只养得半年，比附近邻居养的都长大得快。有人说我得到了什么养猪的秘诀，所以猪长大得这样快。当初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检查以后才明白原因。每天晚餐后，我首先要备第二天的课，要改作文，要切猪菜，收获了大批地瓜以后要斩地瓜藤，以便第二天晒干准备长时间地喂猪，把不好喂猪的老地瓜藤拣出来喂兔子。还要每隔三五天舂十多斤大米。大湖溪边有水碓，可以去舂米，但要有人去料理。日间我离不开学校，晚上睡在那里就改不成作文和备课，还不如在家里舂便当。一般农家晚上早睡觉，大猪一天只喂三次。我总要过了半夜才就寝。可以多喂一次猪，饲料又浓而好，许多小地瓜都斩在猪菜里，这是事实，并不是什么秘诀。过了半夜我才上床睡觉，但在三四小时以后，五更以前，我就得起床赶到大厨房旁去汲水。如果错过机会，一家四口，第二天不但吃不成饭，也将无法止渴。在两三小时睡眠的恶梦中，也往往是提着吊桶汲水的。那种情形，现在只是想想，我也觉得是够吃力的。
要附带说明的是，笔用竹做成的，笔干的干似乎该加竹头；锄头用的是木干，似乎该加木旁；枪是鎗的本字，照鲁迅先生在北京时的习惯，凡俗字笔划比本字少的，用俗字。本字的笔划比俗字少的，仍然用本字，那么枪干的干似乎也该加木旁。这里“三干主义”，也不加竹头，也不加木旁，算是都简化了的。其实这个干字，如果当作幹的简化字看，所谓三干主义，就是拿笔竿的事情也干，拿枪杆和拿锄头杆的事情也都干，也是说得过去的。我们在永安足足八年半，的确是这样做了的。
前面我说了我在由福建师范到永安师范足足九年半，对于鲁迅先生也是不无关系的话。我上乌石山时，距鲁迅先生逝世不过一周年，我老是暗自戚然。觉得已经失了依恃，如果再被关进监狱，会有谁营救我呢？我选些鲁迅先生的作品做语文课的讲义，也讲些国语文法和图解的方法，这是鲁迅先生有意要我这样做的。还在福州时，为着搞抗日救亡运动，我和董秋芳、姜校长、郁达夫都上了黑名单。到了大湖不久，我就感觉到，校内颇有些穿蓝衣衫的人，竟有人在周会上大声说：“鲁迅不是好人，他写的阿Q，是不知道报仇的！”当是，我们的许多同胞，是无辜的，都被日本军阀杀害了，要提倡报仇是对的。但鲁迅先生正因为阿Q之流不知道报仇，才用反语讽刺的笔调写《阿Q正传》来提醒大家进行报仇的。他在薄薄的散文诗集《野草》上，标题《复仇》的，就有两篇。我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早就是受够的了，所以鲁迅先生生前，已经多方地提倡报仇。蓝衫者如此狂妄，真地看不懂《阿Q正传》，还是别有用心的呢？我是经常被指作“名字上打着记号的”，是警告，也是威胁。环境复杂，斗争激烈，同学们在文娱晚会上表现“锄头下面自由”的歌舞，似乎也成了问题。进步的同学三五结伴想悄悄地到延安去，未离县境，就被拉了回来。这种种，就是我前面写到“相处乐欢然”，要在后面的三个字上加个引号的原因。有些人，并无一定的事情联系，却故意来找我闲谈的，我总就以“今天天气——哈哈哈”的方式与之周旋。后来董秋芳编《燕江日报》的副刊，我校稿，被校外的一个文化特务同案控告，董秋芳坐了半年牢监，我严重地恐怖了半年。虎口余生，我即将83足岁。回顾当年，国难当头，我更有严重的家难。连集美中学和协和大学，我在福建先后任教11年多，福建是我的第二个故乡，也是我的避难所。蓝衫者究竟是少数，我对福建是有热烈感情的。妻也即将70岁，她是很快学会了永安话的，有人来大湖游十八洞等名胜，向她问路。听了她回答的话，说她是个会说普通话的“安答帝”（本地人）。她也常想再到大湖去看望要好的老邻居。庚儿已于1956年北京大学毕业，教了23年数理化。云儿在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云南华坪县办学，不幸于1971年患脑溢血死去。他吃过不少大湖的糕点，总算也在大西南的边疆上贡献了点力量。离开永安时还只半周岁的小女儿，1970年浙江大学电机系毕业，在北京服务即将满10年，已有两个女儿，小的也已8岁。这次我到北京去开会，回来时车经天安门，她用北京腔叫了我声外公，向南指着说：“这是毛主席纪念堂，这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活泼可爱。后一辈的儿童生长在幸福的新社会，这是可以告慰的。1961年我从南昌到井冈山而红都瑞金，瞻仰革命圣地，由长汀回来，道经永安，时已夜半，只见高楼林立，并闻工人人口已占全县人口的60%，塔旁大溪上的浮桥已经改建为固定的大桥，足见我的第二故乡已有很大进步。又听说，近几年来，永安已建成福建省重要的工业基地，煤炭、化纤、电力、汽车制造业等已名列全省第一，我受到了很大的振奋。永安必将在完成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中起巨大的作用。我是多么想念那高高的南北塔，如练的燕江啊，怀念那养育我的土地和人民。只是我眼病严重，行动不便，而且又有赶写纪念鲁迅先生回忆录的任务。因此，友好相嘱，难免延搁，或且终于无以应命，尚祈曲谅！自然，我是希望日后有机会，右目也动手术，多恢复些视力，以便再写些稿子。
1979年冬于杭州
（作者：许钦文，浙江杭州人，1936年8月至1948年2月在母校任教，文章来源：《闽师之源》，出版时间: 1993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