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我出生于马来西亚一个贫寒的华侨家庭。1936年7月，家中经济已稍有好转，便应家父之命只身回国求学。1939年7月，在福建闽清天行中学会考毕业，正值日本侵占南洋，我的经济来源中断，生活无着。体育老师陈炳禄和国文老师刘荻秋知我体育方面有专长，就劝我报考不收学费和膳费的福建师范体育科（当时称闽师体专）。于是，我向亲友借了15元法币，乘闽清米船到南平报考，700名考生中，我幸得第13名，又向侨友借了10元法币，乘小汽船到沙县，再步行两天，到达永安大湖镇报到。
这一年闽师招收了普师八个班，体艺师各一个班。新生太多，教室容纳不下，上课只好借用农舍，课桌椅都是从福州搬来的。我们食宿都在各姓大祠堂，当时伙食很差，学生八人一桌，用毛竹筒蒸饭，三餐菜几乎都是一碗黄豆，或是学生自己生产的青菜（无油），或是当地产的咸笋干。我们新生睡大统铺，晚上卧床可见皓月当空，曾引起多次思亲流泪。
面对艰苦的环境，校长王秀南号召全校师生在大后方一边团结抗日，一边自力更生改造环境。当时校园内刷了不少标语，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人定胜天”，“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给我教育鼓舞很大。学校有400米跑道的较标准的田径场，就是师生自己挖沙挑沙修建出来的。当时也有人因各种原因未坚持到毕业，我们班入学时75人，到毕业只剩33人了。
1940年，省教育厅拨款建了十几间土木结构的教室，虽然简陋，但光线很好，通风凉爽。当时的老师水平都很高，有不少是留学生、中央大学的毕业生。曾任厦门大学体育主任的陈金铭教授当年就是我们班的老师。他教学要求很严格，处处以身作则。每次上排球课，他都在课前亲自划好场地界线，挂好球网，还把两个排球的气打足。那时的排球是开口的，打气后要把球胆的颈部塞进球内，再像系鞋带那样把皮条拉紧，没有现在的胶排那么方便。他还怕我们训练时口渴，经常带好一瓶开水供我们喝。由于事先准备工作充分，我们的排球训练课效率很高。训练时，他亲自当副队的主攻手，同时吹口哨当裁判。在他的训练下，我们球技迅速提高，一比赛起来，全校700多学生都来观战，呐喊助威。我那时是排球队队长，按照陈老师的指导带队训练。不久参加在省会举办的有省区机关、大中专院校和部队参加的排球比赛，我们荣获冠军。
当时学校开展技巧训练，设备很差，跳马跳箱就用大木块铺草垫代替，垫子只有从福州搬来的七八块破帆布垫，单杠是利用靠近的两棵大松树绑上自来水管代替。我们在体育主任李价民的带领下刻苦训练，不断提高技巧水平，曾在国庆节应邀到中山纪念堂表演，受到全场观众热烈欢迎。
1942年7月，我毕业后，以最优成绩被导师陈金铭破例直接介绍到地处永安茅坪的福建省高农职校当体育教师。我当时才21岁，年龄偏大的高农学生开玩笑地称我“孩子先生”，但听了我的课后，又心服地叫我“公钧先生”。我训练的排球队当年参加省会公开赛获得冠军。
新中国成立后，我留在祖国长期从事体育教学工作；1957年被评为全省教育先进工作者，担任国家级排球裁判员；1981年荣获“全国优秀体育教师”光荣称号和金质奖章；1987年被评为第一批特级教师；1989年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侨联授予我“全国优秀归侨侨属知识分子”称号；1990年9月福建师大附中为我举办“为祖国体育工作50周年纪念会”。这一切的成绩和荣誉，都是与在闽师三年的学习分不开的。
（张公钧，马来西亚归侨，1942年7月毕业于福建师范体育科；文章来源：《闽师之源》，出版时间: 199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