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我辞退龙岩白土小学教师之职，来到永安师范二年级插班（八届乙班），至1944年7月从普师科八班毕业，其间经历了永师办学最艰苦的时期。做为永师的一位普通的学生，至今回想起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永师校园生活，仍不禁感慨殊深。下面是我当时写的几则反映永师生活片断的日记，这里将其摘录下来，作为对当时历史的回顾。
1942年9月28日
昨日纪念周补行开学典礼，并规定这第五周是新生训练周，我虽然是插班，但也要受训。
训练科目是：总裁言论，对本校的认识，党歌，校歌，小组讨论——三民主义之研究，军事，体育，生产劳动等。
这种训练，尽可不必，我们插班同学要求免训，但是校长不许，还说我们团体签名要求是不该的。
1943年8月6日
今年入春以来，本省各地都闹旱灾，这灾还没完，粤东灾民又相继来闽西南，真是同病相怜，雪上加霜。米价扶摇直上，饿殍遍野。听说福州每日投河自杀的必数十起，大家也无法施救，反正救起来又没饭吃，也得饿毙的。
为米的原故，福州还闹着因购平价米而房屋塌下的惨剧，受难的男女老幼50余人。接着旱灾的又是水灾，海啸三日夜，暴风雨袭击苦难的人民，还有长江轮的翻覆，乘客蒙难百余人。再来，沙溪试航的肇祸，数十人作了水底冤魂。
数月来的鼠疫，福州、建瓯、永春……几乎各地都有，日患疫者，不可胜计，而十之八九都不治而终。这黑色恐怖，我想决不会亚于中古世纪黑死病流行的恐怖。死神的魔手伸到各人的面前。
“人力胜天”天灾可以人力防制，人祸更可以人力消灭它。然而在40年代的现在，我们仍是“天灾人祸闹不了”。
1943年8月20日
参观社会教育机关成绩展览
在敌伪的小学课本中，大概是五年级的国语，有一课对于“武”字的解释，说是从前圣贤造字，“武”字是“止”和“戈”两个字合并成的，“武”字的意思就是停止干戈，大家要和平要亲善，他的意思当然就是不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而劝大家做顺民。
我们是以战争来消灭战争，动干戈就为着止干戈，只有如此，才有真正和平可言。
看看小学生的作文，就可知道麻醉奴化的阴毒。
福州伪公立台江区模范小学五年级学生的作文中有题为“怎样才配做模范学生”，我看了几篇，心中大惊，敌人的飞机、大炮、烧、杀、掳、掠、奸淫……都不可怕，因为它不能动摇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但奴化教育，才是最阴险的毒计……
“模范学生应该拥护南京政府，努力求学，发扬中日文化……”
“我们不能违背中华民国，也不能抵抗日本帝国，一定要中日亲爱，东亚和平……”
只四个多月的侵占。奴化麻醉就到这样，再延长下去，当然是“认贼作父”，受敌人的利用，完成敌人“以华制华”的毒计了。
再，我们看了学生的成绩单，知道他们加上“日语”和“读经”，看他们“日语”的成绩，却是“甲”和“乙”的多，丙、丁最少，比较观之，日语成绩最优良，由此可想见，敌人的处心积虑，加紧推行奴化教育了。
至于其他课本，也都竭尽其能事。像地理加上“满洲国”，“公民训练”中他们说要有礼貌，遇到老人，或日本人都要行敬礼。
1944年1月11日
起床后忙着打扫地板，整理面架和储藏室，教官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在呼喝，在指挥大家“赶快打扫干净”。
整90度角的铺盖静静地躺着，床下的草鞋已经放进储藏室了。平日在三角街上徘徊的同学，因为怕被叫去在坟墓上“跪”，都跑了。所以三角街似乎比往日更寂寞得多。
今日大家是“全副武装”，束皮带、扎绑腿、穿草鞋，像元旦阅兵时一样，没有草鞋的人，忙着去买，否则你得在街上“立正”，谁叫你出来丢脸？
上午8时前，一切准备就绪，那些会“献丑”的东西都一时看不见了。
中午时分，我们正在做纪念周的时候，忽然有人通报校长：省府朱厅长、徐厅长来了！
1944年3月8日
上午8时，在中山纪念堂开会，纪念三八妇女节，主席报告后，黄校长训话，他说现在压迫女子的多半还是女同胞自己。王效三先生说，女子压迫女子，如婆婆虐待媳妇。这些都是事实，不过她们之所以会压迫女子，还是根源于受男子的压迫，平日气愤，只好在她们身上发泄。王先生提议礼堂应有女子名人的画像。
1944年3月20日
早晨自修的时候到礼堂参加“入团训练典礼”。从今日起到29日，每日都得训练4个钟头，上午是自修的时候，下午在第三、四两课。每日还要做“日记”、“读书笔记”，在礼拜日必须缴交“自传”一篇。
1944年3月25日
今天是礼拜六，入团训练一周了，下午最后一课举行测验，总共有五个大题目。
1．什么是三民主义？
2．什么是社会主义？
3.国父的民生史观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何不同？
4.民生主义实行的方法怎样？
5.民族革命方略？
这五个大题目详细答来恐怕要花很多时间罢，但是大家都很快的交卷了。据一般人的短视眼光看来，五个题目都明白的解答的人，不是一个“纯洁”的青年，他们认为懂得三民主义就够了，绝对不可再知道其他的主义，否则当是一个思想错误的青年吧。
1944年3月28日
工艺教员邱景升先生病逝了。
昨天王先生说：邱先生的病很重，奎宁吃完了，但是疟疾还没有好，他因为家庭负担很重，只好让病拖下去。
下午1时，师生送葬，棺材薄薄的上面，盖着几张毛边纸，抬棺的是几位老师和同学，挖墓穴的也是由同学、先生动手。一切一切的埋葬事情，都没有雇工人做，其实哪儿有这一笔款项呢？
这是一个多么悲惨的情景，教师的生活是如此的结果，就是有专门技能有成就的教师——邱先生也不能免，社会是多么的不平啊！
1944年4月15日
中午到叔父处吃饭，隔壁房内劈劈扑扑的声音传来。
“谁在打麻将？”我问叔母。
“专员和新上任的县长”。叔母说。
晚上，我问叔父：“打麻将是禁止的，怎么县长和省府的专员都来做这犯法的玩意儿呢？这里不会给人知道的吗？”
“这里打麻将的都是大官，谁敢来干涉的呢？”叔父说，“前次曾有警察到这里来捉过，后来还是那警长倒楣，撤了职。警察局长（兼县长）亲自来道歉不止”。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国内向来的政治，现在虽是抗战期间，而政治的黑暗却比前有增无减。
1944年4月23日
最近重庆文化界有个大波浪：
郭沫若先生为了今年是甲申（明亡）300年，写了一篇数万字长文《甲申三百年祭》刊载在新华日报副刊上，连载四日，中央日报乃作社论加以“申斥”，题为“纠正一种思想”，认为郭氏全文充满了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是一种反常心理。详实情形和原意如何，因为原文没有看过，不敢妄断，有人说这是一种故意的攻击和为难，将使郭氏不能立足。
学术思想应当要有自由讨论斗争，才有进步，假如全盘一律，那还有什么进步思想可言？那不是一架印刷机吗？
（苏珍辉，福建永安人，1944年7月毕业于永安师范普师科8班；文章来源：《闽师之源》，出版时间: 1993年7月）